日志
几篇旧文，现在看来颇好笑……
北大人与清华人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激进的，后者是保守的。北大有鲁迅，有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批判旧文化不遗余力，彻底否定儒家文化传统，为后来的左翼思潮导夫先路。而清华却在二十年代产生了一批持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这种激进与保守分野，不但在传统上如是，即使是到了现在也依然泾渭分明。１９９８年克林顿总统访问北大，中文系９４级女生马楠视之为仇雠，对美国横加指责，不留一点情面；而三年后布什总统访问清华，清华学生提问的问题不但要平和得多，也更加有深度。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历次学生运动，均由北大挑头，北大所走过的一百年，其政治符号的意义远远大于学术机构的意义。今天被北大人公认为一代完人，具有“圣贤气象”（冯友兰语）的老校长蔡元培，就曾经是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在清末亲身参与过那场民族革命，由此看来，说北大是世界上最具有革命传统的最激进的一所大学，一点也不夸张。
激进的北大人从来都自觉地跟政府唱对台戏。鲁迅说北大的精神是常新的，在我看来，北大的精神是常“革”的，北大人最心仪的生活方式是叛逆，所以在北大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留着长发背着吉他的愤青，至于其不断叛逆的历程以外是否还在坚持着什么，就真是天晓得了。正因为北大人的激进常常是基于习惯而不是基于信仰，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让外国元首下不来台的“反美姑娘”马楠就可以在会后向记者表示：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毕业以后，她也真的就嫁给了一个美国人。而保守的清华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要比北大人真诚许多。当西安事变发生以后，闻一多发表评论，指责张、杨，以为国家元首的尊严不容侵犯，一般只读过《别了，司徒雷登》的青年，如何能够想像面对特务的手枪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也曾经坚决拥护国民黨的领导？
激进的北大人最喜欢向规则进行挑战。不久以前，武汉的一位高三学生希望通过一篇小说获得免试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资格，作为北大人的孔庆东教授就对其寄寓了无限的同情。而保守的清华人在入学之先，就已懂得要尊重规则的道理。社会舆论一般认为清华人较北大人更有实干精神，不尚空谈，这其实是因为清华人比北大人更加尊重规则。
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使清华成了一所纯工科的院校，然而就长期作用来看，院系调整并没有对清华的教育传统产生根本冲击。今天北大人的激进与清华人的保守其实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的激进与保守一样，都是各自固有传统的对峙。如果说北大的传统是蔡元培建立起来的，那么清华的传统其奠基人就是梅贻琦。蔡元培本人是留学德国的，他所聘请的教员不少则是从日本留学归来，而清华的教员几乎清一色是美国派。北大人的激进和清华人的保守的分别，其实就是德日派和英美派的分别，就是北大人和清华人自由观的分别。
北大人和清华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自由观念。几乎每一个北大人都以为自己至少应当做国务院总理，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自由意味着能够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意味着自由地参政、议政。在北大每天都活动着数量可观职业革命家，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直到今天，从未断绝。他们在北大总是能够找到知音，总是会有北大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床铺，甚且供给他午餐。而在清华人的眼中，自由却意味着只受法律和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其他一切所谓的公意的束缚的权利。对于政治，清华人远没有北大人那样热心。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曾谨慎地区划过两种自由的传统，一种是英、美的自由传统，另一种则是法、德的自由传统。这与教育研究学者把现今大学教育区分为英美学派和大陆学派遥相呼应。清华始建于１９１１年，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故其传统是纯粹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否认任何先验的事物的存在，而强调注重经验，因此对于社会变革的进程一般而言是反对革命，提倡改良。罗隆基、潘光旦等人所持的国家主义，就是清华人在政治问题上最基本的立场。另一方面说，这种传统强调理性是有限的，对于自然秩序有着很高的推崇。所以清华人不会狂妄到要去建构天才的社会制度，而忽视了每一个自由人的自然创造。胡适在指导《现代评论》，提倡社会改良的时候，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来自清华园的稿子，只此即可见清华人的稳健立场。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胡适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和北大联系在一起的，他所接受的传统、所接受的自由观依然是认同于清华人的。这是因为他是１９１０年考取庚款留学美国的官费生，与早期清华人同出一系。
北大人从老校长蔡元培那里，也从其他留日教员那里全面接受了德国人的自由观。如果说清华人都像英美人士那样与公共惯例保持一致，那么北大人则像德国人那样以独特性自豪，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以为，只有通过他们的理性选择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才是合理的和值得尊重的，而那些非自觉创设的社会秩序遭到他们严重的蔑视。孔庆东对于高考制度的质疑，正是根源于这种对于理性绝对推崇的思潮。问题在于，人类事务中绝大部分秩序都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自然产物。你又如何能够肯定符合你的理性的秩序同时也符合其他所有人？很显然，这种过分强调个性，力图摆脱外在权威的自由观最终一定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从而最终否定了一切人的自由。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狂热的叫嚣、煽情的鼓动时常能够获得北大人真心的喝彩，也正因为此，在北大做一个真正的异端要比在清华承受更多的白眼。
法国保守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曾严格区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北大人以其政治上的激进，主动认同与古代人的自由，而保守的清华人，却孤独地行走在另一条自由的道路上。一个令人难以为情的事实是，二十世纪的中國几乎都处在北大人自由观的影响下，清华人的自由始终没有在知识界以外的人群当中获得共鸣。１９９４年，一位北大学生似乎感觉到了点什么，于是他写下了在北大学生间广为流传的一篇散文《北大是清泉，清华是岩浆》。然而，他根本错了。一种蔑视秩序的自由观不可能导致清泉的喷涌，倒是会搅起一滩浑水。钱穆先生就曾感慨：“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许多人误以为北大是最自由的所在，殊不知只有在清华，才能找到真正属于现代人的自由。
清华是李白北大是杜甫
徐晋如2003
（一）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这样说：北大人和清华人一起去野营，晚上，北大人抬头望着星空，赞叹星光的璀璨，而清华人发现帐篷被人偷走了。由此大家往往同意北大人是理想主义的，而清华人是现实主义的；北大是人文的，清华是科学的；北大是追求浪漫的，清华是讲求实际的……甚至有人借用韦伯的概念，称北大是重价值理性的，而清华是重工具理性的。但是著名国学大师、８９岁高龄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在新华网与网民交流时，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各自不同的风格评论说，清华好比中国古代“诗仙”李白，北大好比“诗圣”杜甫。季羡林解释说，二者风格的不同来自其基础的差异。清华大学１９２５年建大学部，受当时资本主义的影响深些，而北大从大学堂到国子监，一直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对传统文化的禀承使得北大文化积淀深厚，缺点就是封建的东西多了点。清华的特点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特点是深厚凝重。要比的话，清华就像“李白”，北大好比“杜甫”。
季羡林与母校清华大学有过１４年的不解之缘，而他在北大也已经呆了５５年。然而，季先生的观点却和一般的看法截然对立。因为谁都知道李白是理想主义或者说浪漫主义的，而杜甫才是现实主义的。在一般看来，清华才更像杜甫，而北大更像李白。事实上，季老的观点在网上和社会中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有些人不客气地指出季老是“老糊涂”了，更多的人持一种困惑和疑问的态度。那么，究竟是季先生错了，还是另外一些人错了？
（二）
１９９４年，北大毕业生李方的一篇文章在清华和北大的校广播电台反复播放。在文章的结尾，李方旗帜鲜明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北大是清泉，清华是岩浆。”
在这篇文章里，李方一开始就单刀直入地坦率承认“北大人和清华人之间，却从来多少有些互相看不大起”。这种互相看不起的表现是很孩子气和执拗的，并且持续了几十年，连已然白发苍苍的老学者都不能幸免。而且，随着与清华和北大都有“血缘”关系的老一辈学者的相继离世，这种情形看样子还要更加白热化地持续下去。
一说到传统，立即就会陷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泥潭。因为传统本身是个非常难以说清楚的东西，而且这两个学校的传统曾经那样地扭结、交错在一起，像一对连体后来又分开的兄弟。再加上传统就活跃于当下，对当下的把握往往是简单化的。但是对一切抽象的精神和物质想像进行把握无疑是知识分子的本行。所以李方对两校的传统很自然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由过早地入世到过早地退隐，北大人往往意识不到道家的精神是如何地渗入了他们的灵魂。……而清华人在科学与自律的外表下则更接近于真正的儒家。”
如果说季老认定北大是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话，那么，李方则认为北大更接近李白，而清华才真正接近杜甫。
随着北大百年校庆和清华九十校庆的举行，关于谁出的高官多的话题成为人们谈论的又一个具体的焦点话题。解放以来，清华比北大出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这一点已经成为“技术治国”最有力的证明。
这种说法虽然不尽准确，并不能全面、真实反映可谓中国高校双璧的两所著名学府的实际状况，但却也证明了社会对北大与清华的两种不同认同。目前，确实有好多清华毕业的学子不仅在工业界出类拔萃，而且政坛上也出现了一批显要人物；相比较，北大则似乎枉学人文只有望洋兴叹。追其根源，北大人常常习惯于从大处着眼，却往往不肯从小处着手，结果好多东西扎得不深，雷声大雨点小，而且缺乏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个性较强，与社会有时脱节；相对来说，清华同学往往既能独立工作，从小事做起，又能彼此抱团，有合作精神，个性不突出，比较受社会欢迎。这从两校所提出的口号上又能看出，北大提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而清华则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一虚一实，昭然若揭。难免有人不无偏执地形容，北大是一朵中看不中用的“传统之花”，而与之相反，清华园里则结满了累累的“今日之果”。
（三）
蔡元培任校长前，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不少人以上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混资历谋取官位。……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敷衍塞责……因此，学校里缺乏学术研究的空气，封建复古的陈腐思想泛滥。”（《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６页）蔡元培上任后，即开始着手以德国大陆学派教育理论治理学校。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他以一种圣人无可无不可的气概回击了社会对于北大的谴责，更满怀自信地提出了他的治校方略：
（一）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此义已于《月刊》之发刊词言之，抄奉一览。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
然而，一切的自由都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没有限度的自由最终必然是取消自由。在一个什么都兼容并包、什么都宽容的环境下，那些反理性的、哗众取宠的人物和学说永远能够获得最多的拥护。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网罗了全国过半的一流学者，然而，由于兼容并包在肯定自由的同时更肯定平等，这就意味着那些平庸的、偏激的思想与优秀的、公允的思想在同一个屋檐下竞争，而通常浅薄的大众一定会选择前者。北大也不例外。所以蔡元培长校时期北大的繁荣只是一种虚假的繁荣，蔡元培根本没有完成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而完全依靠他本人的人格魅力调和鼎鼐。北大这种把自身发展寄托给最高行政者完善的道德的制度，其结果是人治而非法治。蔡元培以“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为由，对无行文人表示宽容，最后的结果是北大的管理极度松弛，常常是一堂课上旁听生的人数远远超过正式生，那些以冷静的、客观的态度研究社会的学说与观点被学生嗤之以鼻，而偏是那些偏激的、充满主观臆造的观点在学生中间生根发芽。
（四）
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感慨北大有“老”和“大”的特征，说北大“老”，是因为北大延续了二千年的太学传统，“古代太学生有关心国家大事的传统，他们不大甘心读死书，王莽要当皇帝，太学生上过书；嵇康被判死刑，太学生上过书；京师大学堂时期１９０２年，清朝向沙俄出卖中国的权利，大学堂学生上‘抗争俄约疏’。１９０５年美国排华，北大同学刊印‘广劝抵制美约说’，广为散发，抵制美货。１９０７年，慈禧对这批大学生很不放心，发出‘上谕’，严禁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离经叛道，联盟纠众，立会演说’。禁止学生‘悖弃圣教’，‘变易衣冠’。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了‘五四’运动，大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这是从学生方面看北大从太学中继承的老传统。从旧北大的校领导人来看，蔡元培先生是个教育家、学者，没有官气。蔡先生以前和以后的校长们有官气的较多。西南联大时期同学们曾议论过北大的蒋梦麟校长和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认为梅贻琦校长在办教育，蒋梦麟校长在当官，后来竟给宋子文当秘书去了。有人说，这也许北大的旧传统太深，‘国子监祭酒’非有官气不可吧？太学生关心国事的传统与国子监祭酒当官的传统竟绵延不断地传袭了二千年！”（《北大的“老”与“大”》）
而鲁迅先生的《我观北大》则毫不吝啬地赞美北大的这一太学传统：“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甚至他说到的北大的第一个特征“北大是常为新的”也不过是儒家经典“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白话版。由此可见，季羡林先生把北大喻作杜甫是何等的贴切。
（五）
相比之下，清华的“通识教育”是一种制度化的教育，它强调对学生人格的塑造。早在清华学校时期，梁启超先生的讲演《君子》就拿“君子”作为教育的最终目标，他在这篇讲演里引述了《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系辞，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成为清华的校训。而梅贻琦校长则更把梁任公的“君子”之义发扬光大，他在《大学一解》中指出：“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这种教育强调每一个个体的人格修为，而不是要求所有人朝着共同的理想奋进，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个体的自由选择，才能保证大学不会蜕变成政治运动的策源地，而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由于梅贻琦的制度设计，清华大学才成为真正做学问者的天堂。而在民国的政治风潮中始终保持学术独立的清华，与追求个性的独立的李白又是何等的相像！由此我们可知，季羡林先生所谓的李白和杜甫的分别，不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别，而是为自身还是为社会的分别。李白是一位追求个体自由的先知先觉的英雄，而杜甫却是一个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官僚阶级。清华是一个独立的学术圣殿，而北大则涂抹了浓烈的政治色彩。这才是季先生说清华是李白，北大是杜甫的真切含义，也是一个最不为人所知的事实。
北大是泉水，清华是岩浆
李方1998
很多人生平的第一次骄傲感，是从戴上北大或清华的校徽开始的。这种骄傲感使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往往在几十年沧桑之后，依然自称“北大人”或“清华人”——以缅怀那个留住他们黄金岁月的地方。但是北大人和清华人之间，却从来多少有些互相看不大起。
清华人挺起坚实的胸脯说：在两校无数次的对抗赛中，你们赢过几回？北大人则斜倚着门框以唇相讥：你连跑步都喊着号子，没有比你们更乏味的人了。这是北大人文主义和清华科学精神的对话，也是追求自由和遵守纪律的对话，更是传统之花与今日之果的对话。我们从中明晰地看到中国人的两副面孔、两种精神。诚然，他们都是巨人。
在弹吉它唱歌的日子里，北大图书馆草坪的夏夜是最令人难忘的。但往往是清华来的吉它手最终坐在了草坪的中央，因为他们技高一畴。北大学生弹琴在于娱乐和表达，清华人则更在乎技法而于此道痛下功夫。
有一次，一个北大女生去清华的舞会跳舞，一个清华男生请了她。正跳着，那男生突然说：“我记得你来过。”然后准确无误地回忆起那是几月几号，她穿了什么衣服，跳过什么曲子。这女生惊呆了，以至以为他有什么居心，一曲终了就飞逃而去。
这故事在北大是作为笑话流传的：看看你清华人，高达6比1的男女比例失调竟使得你对我们的女孩记性好到这般地步。
尽管有些纯朴的清华学生甚至到毕业时都还没有尝到过恋爱的滋味，但很多“我们的女孩子”还是被清华男生的执着专一打动了芳心。她们造了未名湖畔才子情调的反，在清华人那里找到了更实在的感觉。我们班上第一个结婚生子的女生，就是嫁给了一个清华人。他们今天正在新大陆上过着或甜或苦的日子。而我们班上的许多男生，至今还处于“光荣孤立”的状态，经常啸聚于通宵的饮酒或牌局中。
这两所大学的情形，颇类似于英国剑桥和牛津。剑桥在两校间著名的传统划船比赛中几乎很少占到上风，但他们依然可以嘲笑牛津的绅士们：你们懂得什么叫浪漫吗？
“你们有未名湖吗？”北大人常以此耻笑清华的书呆子们，但这也正是清华人看不起北大才子的理由：未名湖有什么了不起？除了能淹死诗人还能干什么？这种争吵持续了几十年，并且还将由新一代北大人和清华人持续下去，因为他们都对两校彼此间截然不同的传统和精神充满信心。
虽然是北大人而不是清华人最早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但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人身上却似乎一直保持着中国原生传统的一些特质。换句话说，北大人由于对酒和女生不能忘怀的情调，而使他们的生活更接近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就连他们无数次试图干预社会生活的行动，其特征似乎更象大学生请愿和“公车上书”精神的延续。这种文人士大夫气，从每天扶杖徐行于未名湖畔的老先生们的背影中就一目了然了。在年轻学子倾慕的目光里，他们本身就是生活和爱的化身。以至一位校园歌手仅用一句就唱出了全部的意境：“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
与北大流淌的文人气相反，清华则以其理工科学院的特点，把现代文明追求精确重实干的精神表露无余。这无疑是一群最具朝气的人。每次我走进清华的大门，都会感到仿佛他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在向外弥漫着精力和斗志。与北大人悠闲甚至显懒散的脚步不同，清华人更象一张拉满的弓，他们步伐更迅速，眼神更坚定，表情更肃穆。在清华里，你会最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天降大任于斯人”。
北大以其人文精神，很自然称为首都以至全国各高校的精神领袖。几乎在每一个需要学生们挺身而出的历史时刻，各高校都会首先把目光投向北大：你们打算怎么办？
清华则显得默默无闻得多。明确的纪律感和使命感赋予了清华人一种“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的品质。即使在最躁动的日子里，仍有不少清华学生可以踏踏实实地把自习上到熄灯，然后上床倒头便睡。这在北大是不可想象的。那些游离于焦点之外的人，至少会成为同伴嘲笑的对象。以北大传统中著名的宽容，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清华人更接近一个自我中心者，在学生时代社会参与意识相对淡漠。不用督导，他们知道目前他们应该多读书而少去分心劳神。他们更象一些苦修者，他们清楚他们还缺乏干预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手段，他们在有意识地为将来的一飞冲天积蓄力量。
这种不近人情的沉默使他们变成一些“怪人”，可谁若是因此而轻视或嘲笑他们将大错特错。一个显而易见的实事是，这群学理工的人，后来成为更优秀的管理者和行政管，并且有望升迁到更高的决策层。而北大人，则在短暂地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后，更多地是以布衣的身份游离于社会之外而终了一生。
从更大的时间跨度上审视，清华人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的主流。北大人作为一个批评者而不是建议者，则永远带着异端式的怀疑的目光。
是北大人天生的抗拒做官吗？不是。是过早的爆发使他们在走到青春的顶点之前就耗尽了心灵的动能，甚至未老先衰。这是北大人至死不悟的悲剧，而他们却往往更愿意将其归结于社会的不公和人们的偏见。由过早地入世到过早地退隐，北大人往往意识不到道家的精神是如何地渗入了他们的灵魂。
来自未名湖畔的吟唱使他们更醉心于体味某种轻愁薄怨的情调，然后纵情于诗酒之间。而清华人在科学与自律的外表下则更接近于真正的儒家。他们从来不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会选择在最适当的时机做全力一搏。读书时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入世精神。设想若他们象北大人一样，在读书时就时刻准备着拍案而起，那么他们未来的身影则很有可能与潦倒的教书匠或卑微的科员形象重合。那时，他们可能会在酒后大骂清华害人不浅。
而北大人虽以这种普遍不得志的处境，却对自己的母校无怨无悔，甚至以其为终生精神的圣地和灵魂的归宿，北大实在有其独特的迷人之处。北大这种魅力的核心，就是告诉她的孩子们：你是一个人！你要独立行走于天地之间。这也许注定了你苦难的命运，但你应该以此为傲。因为你是众生的俯瞰者，虽然不是救世主。
北大人是以傲气著名的，以至于不屑于在世俗中为了某一目的而呼朋引类。清华人则不然，他们似乎天然具有群体合作的精神。读书时，他们常常以这种精神在体育馆对抗中把北大的散兵游勇打得落花流水；走上社会后，他们也是以这种精神互相提携，一荣共荣。在这个意义上，北大象雅典，而清华则象斯巴达。我常想，中国今后的历史，很可能是清华人来写，北大则永远会以一种精神漫游者的形象被归入另类。他们的上者成为寂寞的先知，中者成为不为人理解的狷士，下者成为潦倒的流浪汉。清华人，则上者成为坚定的领袖，中者成为稳健的官吏，下者成为可以信赖的士兵。当然，清华人更多的会成为成功的学者和工程师，以上不过是一种不太恰当的比喻。
北大的历史比清华的更长些，但北大人从来没有学会经纶世务，从来没有养成更深的城府。若以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作比，则北大是青年，清华是中年。青年人的敏锐中往往会有盲动和偏执的成分，有走上歧途之忧；中年人的务实往往会流于刻板，有只顾眼前而陷入僵化之虑。只有北大精神与清华精神的结合，才更接近于完善。
当北大人徘徊于月下未名湖的时候，当清华人鼓着腮帮子奔向球场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中国人的两副面孔：追求娴静的心灵和追求刻苦的劳作。这两种特质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过去甚至未来，以致我愿意把这两者互容共存的关系用孔子的一句话来作比喻：“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不同在于：西方人在精神上都已太理性太科学化了，以致连他们自己都有一种走进了死胡同的困惑。所以北大源于中国传统的这种风范和魅力，也许要在将来，人们才能认识到其价值和影响，甚至要高于她曾经首倡的一些最明确无误的精神和教义。传统中国人的精髓，除了已溶入我们血液中的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很多已渐渐死在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了，只有在象北大这样少数的一些地方，还活着。这是弥足珍贵的财富。清华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他没有沉甸甸的过去，所以他无忧无虑地轻装上阵。他所爆发出来的活力，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可以寄予希望的所在。
北大是泉水，清华是岩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