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Joost被送进蒂尔堡伊丽莎白医院的那天正好1个月了，从2.27到3.27，他保持沉默了四个星期。现在，他第一次讲述他的故事。一个美好的故事，以一个幸福的结局收尾。让我们先把时钟拨回一个月前，回到全球目光还集中在中国与病毒斗争的日子：这天，Joost正在从比利时Zaventem机场飞往米兰的飞机上。这位企业家从事制鞋和皮革行业的工作，他因为工作定期前往意大利北部，这次是参加皮革博览会。“当时，Covid-19几乎不影响我们生活。在机场也只是量了体温，仅此而已。意大利离病毒也很遥远，虽然（新冠病毒）开始传播，但只在非常有限的区域里(贝加莫)。（我们都认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3天后，Joost飞回荷兰，此时他完全不了解这个会打乱一切的病毒。
像每年一样，Joost在这个周日会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观看蒂尔堡的游行。但狂欢节游行由于风暴而取消，“因此，我们立即进城了。” 在这天，他饱餐、喝酒、吃饭，玩地很开心。Joost再次开始工作，但很快他就发现他不舒服。“情况真的不是那么糟糕，但是我感觉也并不好。”Joost的健康问题恶化。但是他仍认为：我只是感冒了，每年都有几天的那样日子，这不过是其中之一。“我想早点睡觉，我会好起来的。”渐渐的，Joost感觉越来越糟糕，他和妻子一起去拜访朋友，但随即他发觉胸闷，有一种在承受很大压力的感觉，于是他很快就回家了。那是他第一次联想到新冠：我不会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吧，是吗？当天晚上10点30分，Joost的妻子就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叫来了一辆救护车。她告诉医生：丈夫去过意大利伦巴第大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信号：我们必须考虑新冠病毒感染。”然后Joost被送往蒂尔堡的医院，救护车上的人说：“您不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被带到的人，不过也可能只是流感。”Joost说，虽然自己得到宽慰，但是医护人员的处理依旧非常严谨。“他们非常专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首先是在救护车中，然后是在急诊室。”
Joost到达了伊丽莎白医院。随后进行了大量测试和血液测试，然后他的血液迅速被送往鹿特丹，那是当时唯一可以检测病毒的地方。“我的妻子一直都在那儿，她也被完全防护起来了。”在沉默中，早上变下午，下午变晚上。晚上8点后主治医生回到Joost的房间，“我看到她依旧穿着防护服，我立即就想到：结果可能不好。”Joost的预料是正确的：对他进行的两次病毒测试均呈阳性。医生说：“RIVM即将发布新闻稿，我想告诉你，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然后“我的手机几乎爆炸了，有很多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消息。”不到一个小时，一张照片已经在互联网上流传了。那是在狂欢节期间拍摄的。Joost的妻子和朋友一起在前排，图片上写着“零号病人”，自己的脸被圈了出来。
“我那天晚上从我的孩子那里听说了这件事。然后，我立即决定不理会社交媒体，以免看到太多关于我的言论。好吧，我确实看了一会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但很多意见毫无根据，比如我听到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去过的咖啡馆的故事。”GGD从当晚开始进行联系调查。在妻子的帮助下，Joost提供了一个列表，其中可能包含一百个名字。他们都被要求每天两次测量温度。“我确实为此行动担心，不过幸运的是，没有一个人抗拒或不耐烦，例如与我一起庆祝狂欢节的所有人都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我真的没有故意去意大利捡病毒，也没有刻意寻找任何危险。我确定我不是荷兰的第一人。对，我是第一个被诊断出该病毒的人，但是肯定有其他人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该病毒。”Joost问自己，我到底是在哪里得上的呢?是在博览会上吗？酒店？出租车？上飞机前的摆渡车？在回程中，也许是坐在旁边的“那个烦人的意大利人”？他怎么也想不清楚，也许他永远不会知道答案。
在此期间，他的电话一直响。电视上、广播电台，报纸，新闻栏目；他们都设法找到了他。“ 12点左右，我从护士那里听说布鲁因斯部长想给我打电话。我说同意了。”最后，他们在中午通了电话。“对的，我们聊了几分钟。他问我的情况如何，很感兴趣。哦就在上周三，我还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我想让他知道我恢复地还不错，给他一个信心，他几乎秒回！”“但那天晚上他出事了，我感到非常抱歉（布鲁因斯在众议院感到不适晕倒，并于第二天辞职）。即使我不认识他，我仍然能感到关怀。那个人真的努力了辛苦了。”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Joost接到了荷兰第二例新冠病毒感染的消息，这是来自Diemen的一名妇女。“我的第一反应是：对那位女士来说太糟糕了，但至少针对我的注意力分散了。几天后，出现了大量新案例，我完全不知所措。”我在星期五情况变好了很多，几乎没有发烧，嗓子有点嘶哑。但是，当我星期六早上醒来时，我感到特别不舒服，头晕，也变得越来越恶心。我按了铃，五秒钟之内，护士就在我的床边了。她立即察觉：情况不妙。几分钟后，五六个人把我围了起来。我的心率下降了，血压也低于40。他们不得不给我上呼吸机，并打了点滴。我恢复了。”这天，直系亲属的检查结果已经送到了。他的妻子，兄弟，最小的女儿和她的一个朋友都确诊了，这些人在周三与都和他有密切接触，而当时Joost已经有症状。“后来我将自己的情况从头到尾回想过好多次：很庆幸我在医院接受治疗，护理非常专业有效。护士、医生、还有对起居的照料，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正忙着正确的事情。”Joost总算是感觉好一些。他可以看电视、讲电话，观察医院工作人员。现在他在普通的房间，里面带有淋浴和卫生间，一个重要的区别是门上的隔离锁。“在这里我可以看到A58公路，视野很好。”小心翼翼的Joost开始考虑回家。明天有可能吗？甚至今晚？“我两天没有发烧了。”他再次乘坐了救护车，不过这次是去往令人愉快的Loon op Zand。回到家，拥抱了妻子马乔里（Marjory）和最小的女儿埃维（Evy）。这也许是这不幸事故中的小幸福：他们也被感染了，所以他们三个可以自由地在房子里起居，不用像其他人担心互相感染。接下来的2.5周，室外仍然是他们的禁区。Joost说：“家人，朋友和邻居，都令我感动！我们通过关闭的厨房窗户聊天。我们和家人因为抗疫变得更亲密，我们也为他人提供了很多支持。”Joost说，我住院时，市长Hanne van Aart尤其令人感动，他确实一直在我们身边，不仅对我来说如此，对我妻子和孩子们也是这样。今年39岁的艺人Joel，因感染新冠病毒在埃因霍温的凯瑟琳娜医院接受救治。这周，他上传了一段视频，说：这是一个噩梦！Joel是为数不多的对新冠病毒反应剧烈的年轻患者之一：他几乎无法呼吸，发高烧并全身发冷。他称他的患病情况：“这是一个噩梦。”他的血液中只有很少的氧气，因此必须通过呼吸机的氧气面罩换气。Joel从昨天起出院回家了，开朗的他在“难以形容的痛苦”后克服了新冠病毒，但作为预防措施，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呆在家里。“我也减轻了很多体重，因为我有一个半星期没吃东西了。我变得筋疲力尽，以至于陷入了情绪上的低沉。人们都知道我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人。但现在我真的一点精神都没有，新冠病毒是难以形容的磨难。”看了他这个视频下大量埃因霍温市民的反应后，Joel很高兴他能够激发这么多年轻人正确遵循RIVM的指导。“如你所见，任何人都可能感染。即使你年轻健康。这种病毒确实有可能威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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